南大街最后的倔强
——读《一个人，一座城，37 年就做一件事儿》印象
王安濮|文
安阳南大街的命运，总在开街时的喧嚣与沦落时的寂寥间，缠绕成一道拧巴的绳。老城根下的文化街区里，老字号们仍擎着烟火气，活成城市的记忆锚点，唯独南大街商圈，在“等拆迁”的念叨里空耗了十余年。拆而未建的时光，像蒙在灯笼上的灰，让本该氤氲着市井暖意的灯光，都淡成了模糊的影子。 南大街开街，想为这承载童年的老街写点什么，笔尖却总在历史遗迹的厚重里卡壳：写它的过往，怕落得“怀旧”的单薄；写它的现状，又绕不开“寂寥”的怅然。直到想起清海兄那篇《一个人，一座城，37 年就做一件事儿》（创作于2020年3月，详见一个人，一座城，37年就做一件事儿），才猛然惊醒：吉远文具虽已迁出南大街，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的坚守与温度，不正是流淌至今的活水新泉么？ 于是重读这篇人物传记，让迟到多年的思绪，终于有了落纸的重量。 1983年成立于南大街的吉远第一家“文化用品专业商店” 一、立意：以个体坚守为针，绣出时代精神的纹样 好的纪实文字，从不是事件的简单堆砌，而是能穿透表象的肌理，触到时代跳动的脉搏。清海兄写这篇纪实文章时，没把目光停在吉远文具的商业版图上，也没将王同保塑造成叱咤商海的“赢家”，而是以“37年初心未改”为线，把一个人的坚守，缝进安阳的商业文明肌理，织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伦理图谱——让立意既有个人故事的温度，又有时代精神的高度。 这份高妙，先藏在“拒绝功利”的叙事里。文章开篇便说王同保是“安阳人既陌生又熟悉的人”：“陌生”是他从不用“富豪”“企业家”的标签张扬，像南大街上沉默的老槐树，不与霓虹争艳；“熟悉” 是吉远文具的柜台，装过几代人的铅笔、橡皮与作业本，那些带着油墨香的记忆，早成了刻在城市骨血里的符号。清海兄避开了“年营收多少”“开了多少家分店”这类冰冷的商业指标，转而聚焦那些看似琐碎的细节：37年没出过一次业务纠纷、没接到过一起消费投诉，发票被视作“免检品”，卫生制度一守就是几十年。这些平淡的日常，恰恰戳中了当下商业世界最稀缺的品质——诚信与坚守，让文章从 “企业传记”，升华为一面照见商业伦理的镜子，照出急功近利的浮躁，也照出坚守本心的珍贵。 更深的立意，藏在个体与城市的共生里。清海兄总把吉远的故事，和安阳的变迁绑在一块儿写：从80年代南大街上“灰头灰脑”的小门店，到后来成为“安阳商业的城市名片”；从最初为安置待业青年办起的小生意，到后来成了学校、单位的“教育基地”。王同保的每一步选择，都没脱离安阳的土壤：他把门店擦得锃亮，不只是想让自家生意不一样，更是用一块抹布，悄悄改变了当时安阳临街店铺“脏乱差”的陋习；他坚持“不开假发票、不搞回扣、不搞有奖销售”的 “三不原则”，不只是企业自律，更是为安阳的商业世界立起了“正规经营”的标杆。个体的故事与城市的叙事交织在一起，让文章不再是单薄的赞歌，而是安阳商业文明的“活档案”——每一个字，都浸着城市的烟火气，每一个细节，都藏着老城的变迁。 最动人的，是商业与人文的交融。文章结尾引了《易经・系传》里的话：“举而措之天下之民，谓之事业”，清海兄用这句话给王同保的37年下了定义：他做的不是追名逐利的“生意”，而是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“事业”。这一定义，让商业叙事跳出了数字的牢笼，有了人文的温度：王同保的“成功”，从不是门店开得多大，而是“吉远” 两个字成了“货真价实”的代名词；不是赚了多少钱，而是让员工带着尊严工作，让顾客握着发票放心离开，让整座城市都认这份实在。 这份坚守，既应和了当下社会对“工匠精神”的呼唤，也让商业故事里，多了些打动人心的柔软——像南大街石板路上的青苔，在岁月里默默生长，却藏着最坚韧的生命力。 意气风发的吉远公司创始人王同保先生 二、人物：剥去传奇的壳，露出普通人的温热 很多商业纪实里，企业家总被塑造成“天生不凡”的传奇：要么年少时就眼光独到，要么创业时就自带光环，仿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站在顶峰。可清海兄写王同保，偏要剥去这些传奇的外壳，用一个个真实的细节，把他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——这份“平凡”，反而让人物站得更稳，也更动人。 （一）不避无奈与遗憾，让人物沾着烟火气 清海兄没回避王同保创业前的“被动”：16岁那年，为了给家里贴补生计，他放弃上学进了木器厂，“心里一下子就凉了”，甚至“想立马扭头逃走”；后来成了采购员，捧着“舒适又有油水”的铁饭碗，却主动要去经营商店，不是因为“天生会做生意”，只是“想按自己的心思做事”。这些细节，打碎了“企业家天生爱创业”的刻板印象——王同保的每一步，都踩着时代的脚印，裹着普通人的无奈：进工厂是为了养家，办商店是为了安置待业青年、让一家人能安稳过日子。他不是悬浮在空中的“英雄”，而是和无数安阳人一样，在生活里摸爬滚打，却从没放弃往前挪的“邻家大叔”，身上满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，也带着老辈人“把日子过扎实”的执念。 更难得的是，清海兄还写出了王同保的“遗憾”：“没机会上学，成了一辈子的痛”。这份遗憾，没让人物形象打折扣，反而让他更真实——他不是完美的“企业家范本”，只是个有过不甘、却在遗憾里拼命弥补的普通人：没上过大学，就自学经营、读遍管理书籍；没能坐在教室里读书，就把企业办成“让员工学本事、长见识”的平台。这份“不完美”，恰恰成了最打动人的地方——就像南大街上的老房子，虽有斑驳的墙皮，却藏着最真实的生活痕迹。 （二）用行为说话，让品格自己“长出来” 清海兄很少用“他很诚信”“他很勤奋”这类直白的评价，而是把人物的品格，藏在具体的动作里。写王同保“抠门”，就写他“修理柜台、油漆门窗、运货搬东西，全是自己动手”，公务接待“够吃就行，绝不攀比”；写他“坚持”，就写他“一块抹布用八面，三桶水擦一遍卫生”，每天早起扫店，不仅扫自家门前，还“往左右多扫五六米，往前扫到路对面”；写他“担当”，就写疫情时“再难也给员工开 70% 以上的工资”，37 年从没拖欠过一分钱。 这些细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像电影镜头一样清晰：你能想象出他攥着抹布，反复擦拭柜台边角的样子，指缝里或许还沾着灰尘；能想起他疫情期间皱着眉算账本，却咬着牙说“员工工资不能少”的模样，眼里藏着焦虑，却更藏着笃定；能看见他天不亮就拿着扫帚，在南大街上扫出一道干净的痕迹，扫帚划过青石板的声音，或许还惊醒过街角的老路灯。比起空洞的赞美，这些“做出来”的品格，更有说服力——王同保的实在，不是说出来的，是一砖一瓦垒出来的，是一朝一夕磨出来的。 （三）多视角印证，让人物立得更稳 为了不让人物形象“偏科”，清海兄还找了好多“证人”：既有王同保自己在《我的自传》里的心里话，字里行间满是老辈人的诚恳；也有员工说的“吉远是所大学，教我们做人做事”，话里带着对企业的归属感；既有顾客念叨的“在吉远买东西，单位放心，自己也踏实”，藏着老百姓对“实在”的信任；也有政府部门给的“发票免检”认可，是官方对其诚信的盖章；甚至还有同行的“暗中佩服”：“安阳亚细亚抄过吉远的价格，却学不来骨子里的实在”。 这些不同的声音凑在一起，王同保就不再是“作者笔下的人”，而是“大家眼里的人”——他的诚信，顾客认；他的管理，员工服；他的规矩，同行敬。这种多视角的描摹，让人物像棵扎根深土的树，枝繁叶茂，稳稳当当，也像南大街上的老字号，经得起岁月的打量，也受得住人心的考验。 三、精神风貌：从小事里抠出大精神，让坚守看得见、学得到 纪实作品不只是写人写事，更要挖出事件背后的精神内核。清海兄没空喊“吉远精神”的口号，而是从一件件小事里，把“正规经营”“坚守初心”“以人为本”这些精神，剥得明明白白，让读者能看见、能学懂，也能感受到那份藏在岁月里的厚重。 （一）打扫卫生：从“擦桌子”到“企业符号” “打扫卫生”是文章里反复出现的细节，清海兄却把这件小事，写出了大意义。一开始，王同保擦柜台、扫门口，只是想“让自家店跟别人不一样”——在当年“脏乱差”的临街店铺里，这份干净显得有些“格格不入”；可慢慢的，“打扫卫生”成了吉远的“招牌”：不仅要“地光、柜净、玻璃亮”，更成了一种规矩——“店员没扫干净，店长上；店长没扫好，经理来”，甚至还搞“打扫卫生比赛”，定了详细的操作规程。 清海兄没停在“爱干净”的表面，而是挖透了背后的精神：“把普通事做到极致，就不普通了”；“别人都不做的时候，你做了，就是超前”。这种精神，不只适用于打扫卫生：37 年没投诉、发票免检、守着“三不原则”，都是“把小事做到头”的结果。清海兄用一块抹布、一把扫帚，把吉远的坚守，从抽象的口号，变成了看得见、摸得着的行动——就像南大街上的青石板，虽不起眼，却经得起无数人的踩踏，也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。 （二）企业改制：从“阵痛”里看出担当 文章里写了1998年吉远改制的事：“接下乐器厂19名退休职工，才正式脱离隶属关系”。清海兄没一笔带过，而是重点写了改制的“疼”——“那时候的企业家，改制都要扛着包袱，这包袱里，是对社会的担当”。 很多企业改制时，都想着“甩包袱”，把退休职工、遗留问题推出去，可王同保偏要“接包袱”。这份选择背后，是他对“企业”的理解：企业不是赚快钱的工具，是能让员工靠得住的“家”。从创业时安置待业青年，到改制时接下退休职工，再到疫情时保住员工工资，吉远的每一步，都没丢下“人”。清海兄用这次改制，让吉远的“温度” 落了地——它不是冰冷的商业实体，是能给人遮风挡雨的“港湾”，就像南大街上的老房子，虽历经风雨，却总能给人一份安稳。 （三）拒绝扩张：从“不跟风”里见清醒 当别的企业都在喊“做大做强”“走向全国”时，王同保却守着安阳，连跨行业都不肯：开了“吉远餐厅”，发现是外行，不到三个月就关停转让。清海兄没说他“保守”，而是借王同保的话，写出了这份选择的清醒：“隔行如隔山，不熟的行业不能碰”；“咱不喊做大做强，也不惦记走出安阳，咱就扎根这儿，把文具做好，把服务做实在”。 这份“不跟风”，藏着吉远的“根”：对“专业”的坚守——“做文具，没人比咱懂”；对“初心”的执着——“一辈子就做一件事，把吉远的牌子护好”。在当下“流量至上”“扩张为王”的商业世界里，这份清醒，像一杯凉茶，让人看清：真正的坚守，不是追着风口跑，而是守着本分走。就像南大街，虽没赶上“拆迁重建”的热潮，却仍以自己的方式，留存着安阳的老城记忆。 四、写法高妙：在平淡里藏匠心，让纪实有了文学的柔 清海兄的文字，最难得的是“平淡里见功夫”——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刻意设计的跌宕情节，却用结构、细节、引用，把一篇人物传记，写出了文学的柔软与厚重，像南大街上的老手艺，看似朴素，却藏着一辈子的匠心。 （一）结构：像搭房子，既稳又透气 文章用了“总分总”的大框架：开头点出王同保“陌生又熟悉” 的身份，抛出“吉远为啥能成安阳名片”的问题，像推开一扇老门，引人探入；中间7个章节，从“无奈选择”“打扫卫生”到“经营原则”“社会责任”，一步步解开疑惑，每个章节都像一间屋子，装满了故事与细节；结尾用孔子的话和齐鲁先生的评价收束，把主题往高处提了提，又绕回开头的“城市记忆”，前后呼应，像走出老门时，回头再望一眼，满是回味。 每个章节又用“小标题 + 故事”的方式，比如“02. 扫出一片新天地”“04. 王同保，一个干板硬正的人”，标题既概括了内容，又带点烟火气，读起来不枯燥。这种“大框架稳，小细节活”的结构，避开了纪实文章常见的“流水账”，让故事既完整，又有呼吸感，像老房子的窗，既挡住了风雨，又能透进阳光。 （二）引用：像开窗，让风进来 清海兄在文中埋了好多“引用”：有王同保《我的自传》《经理文集》里的心里话，带着个人的温度；有原木器厂副厂长的回忆，藏着时代的痕迹；有齐鲁先生的点评，透着文化的厚度；还有安阳市政协原副主席的认可，带着官方的重量。这些引用，像给文章开了几扇窗，让外面的风进来——既让故事更真实（毕竟是当事人的话、第三方的评价），又让文字更厚重。 比如写王同保的“报国心”，就引他自传里的话：“内心里逐渐激起报国热忱，立志要改变这个落后的工厂”；写吉远的“正”，就引齐鲁先生的评价：“树的是正气，走的是正道，讲的是正理，修的是正果”。这些话，比作者自己说一百句赞美都管用，既真实，又有分量，像老房子里的老物件，虽不起眼，却藏着岁月的故事。 （三）留白：像画水墨，留三分想象 好的文字，从不会把话说满。清海兄写王同保关停餐厅，只说“20 年前投了30万开‘吉远餐厅’，外行干不了，不到仨月就入不敷出，他权衡再三，关了转让，没让损失变大”——没写他当时多纠结、多心疼，可读者能从“权衡再三”里，想到他夜里算账本的样子，灯光下的影子，或许满是疲惫；写疫情发工资，只说“工资没问题，平均开70%以上”，没写他怎么凑钱，可结合“37 年不拖欠工资”的背景，读者能懂这份承诺背后的重量，或许是他抵押了自己的东西，或许是他跑遍了亲戚朋友。 这种“留白”，没把所有细节都“喂”给读者，而是留了点空间让读者自己想。越想，越觉得人物真实；越想，越能和故事共情。文字也因此变得简洁又有力，没了多余的抒情，却多了回味的余地，像水墨画里的留白，虽空着，却满是意境。 孙清海与王同保董事长（中）、程清明书记在吉远采访时合影 结语：这是一封写给城市与坚守的信 清海兄的这篇文章，不是简单的“企业报道”，更像一封写给安阳、写给坚守的信。它用王同保的37年，告诉我们：真正的商业故事，不该只有数字和扩张；真正的企业家，也不是天生的传奇。 王同保只是个普通人：有过无奈，有过遗憾，却在平凡的日子里，把“实在”两个字，刻进了吉远的每一个柜台、每一张发票里。吉远也只是个普通的企业：没走出安阳，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却在37年的坚守里，成了安阳人心里的“放心牌”。 再读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吉远已经走过42年，但依然令人振奋。好文章总是穿越器，给我们留下思想的张力。吉远从南大街走出张扬成现在规模，就是最为难得的南大街商业神话。离开商业形态的延续，烟火气就要断气，想来，任何时候，单靠旅游业，终究是撑不起一座老城的经济命脉，那些藏在街巷里的实业记忆，那些手艺人的坚守、老掌柜的诚信，才是老城真正的筋骨。 清海的文章，就像一把精准的钥匙，打开了理解老城生命力的大门。它让我们明白，一座老城的繁荣，从来不是单一业态的独角戏，而是实业传承与文化底蕴相互滋养的结果。如今再读，这份对老城筋骨的深刻洞察，依然能为当下的城市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——唯有守护好那些实实在在的实业根基，传承好那些历久弥新的精神品质，老城的烟火气才能永远鲜活，南大街的传奇故事才能在新的时代里，继续书写出更振奋人心的篇章。而这，或许就是好文章最珍贵的力量：它不仅记录过往，更能照亮未来，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，都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底气与方向。 作者简介： 王安濮，中共党员，中学高级教师，现执教安阳市曙光学校。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南省教育教师专家、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。
